东晋时期，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文学流派——“田园诗派”。这些诗人们生活在一个政治腐败、社会动荡的时代，感到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施展抱负，干脆选择远离尘嚣，回归田园，过上清净的生活，以此来安抚内心的疲惫与不满。
“田园诗派”的代表人物、创始人无疑是五柳先生——陶渊明。他的诗句如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”深刻描绘了他向往田园生活的心境。不过，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并非完全如他所愿。种地不顺心已经是困扰他的一大难题，更令他头疼的，还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，特别是那些“不争气”的熊孩子。
自古父母心，尤其是身为父亲的人，最期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材，改变家庭的命运。平凡人家期盼孩子通过成才走出贫困，富贵之家则寄望于孩子能继承家业。而如果家中长辈本身就是文学大家，那自然也会希望孩子们能天赋异禀、才思敏捷，最好一出生便是神童，这样不仅能省去大量教育的麻烦，孩子从小扬名，还能为未来开辟一条光明的前程。
展开剩余81%陶渊明当然也不例外，作为东晋时期的文化名人，他对自己的儿子们寄予了厚望，期盼他们能继承自己的文学才华。然而，事与愿违，陶家的几代文学大家的荣耀并没有传承到下一代。陶渊明的几个儿子，竟然没有一个能够让他满意。虽然陶渊明的期望并不高，只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努力有所成就，但最终他只能深感失望。
陶渊明寄托在孩子身上的期望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父亲的普通愿望，也是对当时东晋政治现状的一种无奈期待。陶家曾经是东晋的名门望族，但随着社会变迁，陶家逐渐没落，再也无法恢复曾经的辉煌。陶渊明的童年十分优渥，他从小便显露出聪慧才华，家中长辈也对他寄予了厚望，悉心培养。陶渊明也未辜负他们的期望，学识日渐深厚，成为了当时的一位大文豪。
然而，在东晋那个政治动荡、皇帝昏庸的时代，陶渊明虽然志向远大，却难以施展抱负。他学识渊博，但始终只能担任地方小官，过着微薄俸禄的仕宦生活。这种仕途并非陶渊明的理想，他不愿再继续在官场中沉浮，于是决定辞官归隐，回到故乡，过起了种田的平静生活。正是这种生活方式，让他开始了著名的“田园生活”。
陶渊明的田园生活，主要由三部分组成。首先是务农自给自足，亲自耕种土地；其次是写诗写文，记录田园生活中的点滴风情；最后，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，就是教育孩子们。古代中国，父亲通常承担着主要的教育责任，除了教导孩子们为人处世的道理，还要教他们读书写字，为将来出仕做好准备。虽然陶渊明对仕途已心灰意冷，但他仍然抱有对国家的期望，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够继承自己的志向，成为国家栋梁。
然而，陶渊明的期望并未实现。经过几年努力，陶渊明发现，他的五个儿子没有一个对学习感兴趣，他们似乎都只关心吃喝玩乐，毫无心思投入到读书学习中。这让陶渊明感到极为心累。陶渊明有两位妻子，共育有五个儿子，分别是阿舒、阿宣、阿雍、阿端和阿通，然而这五个孩子，无一例外地让陶渊明操心不已。
尽管陶家文化底蕴深厚，陶渊明身为文化大家，自然有责任将家族的传统和文化传承给孩子们。可是在孩子们到达学习年龄后，陶渊明开始带着他们读书写字，却发现这些孩子完全不感兴趣。陶渊明虽然耐心教导，但孩子们似乎都不愿意接受这些教诲，兴趣全然不在学业上。陶渊明为此伤透了脑筋，单个孩子或许还能勉强管教，但五个孩子全都没有学习兴趣，这令他陷入深深的困扰。
陶渊明的心情最终化为诗句，他写下了《责子诗》，诗中充满了作为父亲的无奈和痛心：
这首诗生动表达了陶渊明的心境，作为一位年近中年的父亲，看到自己孩子不学无术，心中满是失望与痛苦。大儿子阿舒（陶俨）已十六岁，按理说应该有一些学识和社会经验，但他却是一个懒汉，既不学习也不做事，令人非常沮丧。二儿子阿宣（陶俟）也已接近十五岁，虽然比哥哥稍微勤奋，但却依然不爱学习。三儿和四儿，阿雍（陶份）和阿端（陶佚），两人已十三岁，但却连最基本的数字都不懂。最令陶渊明失望的是最小的阿通（陶佟），年仅九岁，依然毫无学习心思，只知道吃喝玩乐。四句诗便道出了天下父母的心酸和无奈，陶渊明无力改变孩子们的态度，最终只能感叹自己的无能。
尽管陶渊明对孩子们的未来充满了忧虑，他依然不舍得完全放弃。他除了写下《责子诗》，还写了另一首名为《命子诗》的长诗，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于孩子的期望：
诗中讲述了陶渊明对孩子们的殷切期望，希望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能够自觉努力，最终成为国家的栋梁。即便他意识到孩子们可能并不会如他所愿，但依然希望他们能通过勤奋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这几句简短的诗句，折射出了陶渊明作为父亲的深情与无奈。
千年过去，陶渊明早已去世，但天下父亲的期盼依旧未变，期望孩子能够成龙成凤，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始终是每个父母最深的愿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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